对于这款由法国美女丽妮设计的新式潜艇，孙纲曾经提出来过一些修改意见，就是潜艇尖锐的艇首实际上在水下的破水前进功能和圆形艇首是一样的（这一点已经从新式鱼雷的试射当中得到了证明），而且尖形艇首的设计使得潜艇前端的鱼雷舱变得十分狭小和逼窄，非常不利于鱼雷射手们的操作，他建议还是改成圆形艇首比较好，如果是圆形艇首的话，鱼雷舱的空间就会变得更大一些。
可没想到当他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法国美女设计师和中国造船专家魏瀚及中国技师们全都表示反对，他们给孙纲的理由也是让孙纲这个穿越者很吃了一惊的。
这帮牛人给出的理由是，新潜艇的设计完全取消了甲板炮，以水下进攻为主要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潜艇不会受到来自水面的威胁。
潜艇带的鱼雷数量有限，一旦鱼雷用尽，就没有了对敌人进行打击和自卫的手段。
而在这个时候，潜艇艇首那尖锐的冲角就成了她唯一的武器，因为在这个时代，水面舰艇的水线以下部分缺少有效的防护，拥有尖锐冲角的潜艇完全可以给他们在水下凿个窟窿，即使不会沉没，也会让对方丧失行动能力！
甚至在进行海上破交作战时。为了节省宝贵地鱼雷，潜艇完全可以用冲角撞击的办法去对付那些敌国的商船和渔船，“惠而不费。可称灵捷便利。”
听完了他们地理由，孙纲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一时间作声不得
人民群众的智慧果然是无穷无尽啊！
孙纲仔细地想了想，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个时期的潜艇在水下停留的时间有限，如果一点在水面自卫的手段都没有地话，确实很危险，这个用于水下撞击的冲角。对付钢铁战舰不一定有效（用潜艇在水下向战列舰撞击，相信稍微有点头脑的艇长都不会这么选择的），可要是对付木质商船和渔船，应该是很有用的。
但孙纲提出来的这个鱼雷舱过于狭窄的问题，也引起了这帮牛人的注意，他们经过仔细测算，对艇形进行了一下改动，加宽了艇首的同时，使艇首的尖角仍旧能够进行水下撞击作战，
邓世昌那惊天地、泣鬼神地“奋然一撞”。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直到今日，孙纲在看到中国技师们设计潜艇讨论到水下撞击作战时，仍然不自觉的流露出了对英雄的敬意，并把英雄的壮举也融入到了新式武器的设计理念当中，让孙纲着实感动万分。从那天他们夫妻俩商量完毕后，马真的给孙纲凑了六十万两白银出来，用于迁移和安置山东流民，孙纲用热烈的拥吻感谢自己的爱妻，又差一点没把她吻得背过气去。
唇边余香犹在，孙纲迫不及待地给刘铭传把钱通过票号拨付了过去。并给刘铭传发了电报，刘铭传很快就给了他回电，“闻讯喜甚，东民再生之日。皆君夫妻之力也”，可以说喜悦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不久，山东巡抚杨士骧也给他来了电报，告诉了他前些日子山东百姓和德国驻守胶济铁路的护路官兵险些发生冲突的事，已经让他摆平了，让孙纲放心。**
杨士骧对孙纲多方筹款安置山东流民的“义举”表示了感谢，“山东官绅士民仰望，皆称君为少年长者。居心仁厚。吾意亦然，今东民入关者相望于路。君与铭帅之力也”，话虽不多，但看得出来，杨士骧对自己和刘铭传是感激万分地。
孙纲看完了电报，不由得一阵苦笑。
是，能帮助这么多的山东百姓在大灾之年找到了出路，他们这两位巡抚大人、“民之父母”有理由高兴，可孙纲一想到自己的造舰计划也因此打了折扣，高兴之余也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国防和民生，一个都不能少。可是，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挖肉补疮”的作法，他实在是很难承受啊。
可现在，他没有别的办法了。
杨士骧要是知道了这些钱是从海军这里硬挤的，恐怕也会为他感到难过地。
对于这位杨大才子，孙纲所知不多，和他也素未谋面，两人平常仅限于公文和电报方面地往来，但他能感觉到，杨士骧对他一直是很友好的，孙纲曾经让北洋军情处收集了一些关于这位巡抚大人地情况，才知道他也是李鸿章手下的得力干将之一，李鸿章对他的照顾和扶持，其实不亚于安庆起兵时的老部下周馥。
杨士骧咸丰十年（1860年）出生于江苏淮安，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当了翰林院编修，后来从翰林院外放，入李鸿章之兄、两广总督李瀚章幕府，因为办事干练，很得李氏兄弟赏识，在李鸿章的举荐下，杨士骧先后任直隶按察使、江西布政使，短短几年，便作到现在的山东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可以说春风得意，官运亨通，孙纲原来以为他官升得这么快（比袁大头厉害多了），应该是投机钻营方面比较有一套，但从他所有的政绩看来，他之所以能作到现在的位置，和他本人的才干也是分不开的。
远的不说，就拿这次山东百姓和驻青岛德军发生冲突这件事来说，他处理得就很好，避免了一场巨大的风暴发生。
据北洋军情处收到的情报显示，德国人根据《胶澳租界条约》在山东攫取的权利，开始在山东修筑铁路，由于水灾导致山东境内民不聊生，盗贼四起，社会治安极为恶劣，山东百姓对强占青岛的德国人本来就没有好感，这回更是把火发到了他们的身上，时不时的到德国人占领的地方去打打“秋风”，结果一来二去的把德国人给惹火了，德国人准备要在铁路沿线驻兵设防，“惩罚前来抢劫的中国人”，如果德军真的在铁路沿线驻兵，整个山东弄不好就成了德国的了。
杨士骧知道后，亲自率兵厉行整饬，一面赈济安抚灾民，劝导他们不要找德国人的麻烦，一面“行清乡法”，严厉督捕“盗贼”，使铁路沿线地区的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这样一来，德国人就找不到沿线驻军的口实。然后，杨士骧又以隆重的礼仪与德国官员谈判，“以欢结之”，“渐以理势开晓”，与德国人进行了有理有节的外交斗争，终于使“德人竟撤兵还，并保证不伤害胶民”。在青岛的德国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提尔皮茨还给了杨士骧一枚“宝星”（就是和迪特里希给孙纲的那枚一样的，是二级铁十字勋章），杨士骧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既避免了山东百姓和德军的冲突升级，从而引发战争，让山东全省落入德国人手里；又阻止了可能发生的民变，同时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
这回山东差点了事了，如果不是杨士骧处置得当，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想到“巨野教案”引发的恶果中国到今天还没有消化，孙纲的后背就直冒冷汗。
从这件事的处理来看，杨士骧可以说作得堪称完美，如果换成了他的前任李秉衡老大人，恐怕就是另一个结果了。
李秉衡一生清正，廉明自洁、忠君体国、勤政爱民，是大清朝一位少有的好官，他在任期间和孙纲及丁汝昌相处的也都很好，可由于他在处理对外问题上一直坚持强硬立场，不知道变通，结果迫于德国方面对中国的压力而被免职，虽然他自己对此毫不在意，但孙纲知道后还是很为他感到惋惜。
杨士骧和李秉衡一样，都出身于中国的传统士大夫阶层，但两人在处理对外问题上行事皆然不同，曾经也很让孙纲感到奇怪。
山东那边总算没有出事，让孙纲大大松了一口气。
杨士骧还告诉他准备想办法治理黄河造成的水灾，改变那里的生存环境，“求垂诸永久之法”，避免山东以后再发生大规模的民变，“免以一地之民变危及全国”，他看出来了山东水灾造成的一系列问题的危害性，想要一劳永逸的解决黄河问题，眼光可以说是十分长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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