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书记于伟正直接说道：“永林市长，您的意思是现在所有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就业问题？”
齐永林笑着摇了摇头，将手中的筷子轻轻搁在碟边，拿起温热的毛巾擦了擦嘴角，动作从容不迫。他身体微微后仰，靠在椅背上，目光扫过于伟正和张庆合，带着几分领导看待下属的宽容笑意。
“伟正啊，你们这些政工出身的干部啊，”齐永林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历经沧桑的沉稳，“就喜欢咬文嚼字，总喜欢啊把简单的问题说复杂。”他想了想，仿佛在寻找最贴切的表述，“其实啊，剥去所有外在的包装，经济活动的本质，或者说人类社会最基础、最核心的矛盾，从来就只有两个：一是生存，二是发展。生存是前提，发展是延续。市场经济也好，计划经济也罢，都是手段，是工具，目的是为了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
他端起酒杯，却没有喝，只是看着杯中微微晃动的酒液，继续深入浅出地阐述：“计划经济就是卷分配，更侧重于‘分蛋糕’，讲究的是公平分配，确保大家都能活下去，这是解决生存问题的一种尝试。而市场经济就是卷生产，更侧重于‘把蛋糕做大’，强调的是效率，是激发活力，这是解决发展问题的主要路径。我们现在搞改革开放，转向以市场经济为主，不是说分配不重要了，而是认识到，当蛋糕太小的时候，无论怎么分，大家都难以吃饱，更谈不上吃好。只有先把蛋糕做大了，才有资格谈更公平、更合理的分配嘛。”
于伟正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慢慢点燃一支烟，深吸了一口，烟雾缓缓吐出。他听着齐永林的侃侃而谈，内心确实受到触动。
作为市委书记，他每天都在思考如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但齐永林这番提纲挈领的概括，将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一下子提升到了哲学层面，视野开阔，逻辑清晰。他不禁暗自感慨，齐永林不愧是名牌大学经济系出来的高材生，理论功底扎实，对政策的理解远超常人。自己虽然也在努力学习经济工作，但很多时候确实有种雾里看花的感觉，抓不住最本质的规律。齐永林寥寥数语，仿佛拨云见日，将上层设计的深层逻辑和长远考量揭示得清晰透彻。
于伟正与身旁的张庆合交换了一个眼神，两人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感慨。张庆合端起酒杯，于伟正也默契地举杯，两人轻轻一碰，都没有说话，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这一杯酒，像是无声的共识，既是对齐永林真知灼见的敬佩，也夹杂着一丝对自身知识结构短板的清醒认识，甚至还有对这位即将离开的搭档复杂才华的惜别之情。
齐永林又是几杯酒下肚，言辞间也少了几分平日的拘谨，多了几分直抒胸臆的酣畅。他夹起一筷子清炒豆芽，边吃边说：“我们总讲为人民服务、为群众服务，口号喊得震天响。其实啊，说一千道一万，最根本、最朴素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吃饱饭、穿暖衣，过上安稳日子。回看历史，为什么几千年来社会总是治乱循环，动荡不安？归根结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好最广大群众的吃饭问题。但是，这几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普通群众都能吃饱饭的问题，是极有可能被彻底解决的，翻看五千年的历史，这是第一次啊。”
他放下筷子，目光变得深远起来：“所以我说，当前我们最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就是这个‘发展问题’。当然，我说的‘吃饭和生存’，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填饱肚子，而是泛指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生存尊严和发展机会。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生产力水平太低了，创造的财富总量有限。”
张庆合深有同感地点点头，接口道：“永林市长这话说到根子上了。真正的生产力大解放，确确实实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年才发生的事情。回想五六十年代，物资匮乏到什么程度？农民种了一辈子的地，吃不上个白面馍馍，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啊。”
“是啊，”齐永林叹了口气，语气带着历史的反思，“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步子迈得有点急，或者说，缺乏经验，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重复建设、投机倒把、资源浪费、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等。因为我们以前没搞过市场经济，很多东西都在‘摸着石头过河’，难免踩坑、交学费。”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坚定，“所以，高层现在提出要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开放，对经济进行适当的宏观调控，这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这不是开历史的倒车，恰恰相反，这是为了纠正前期探索中出现的偏差，把方向摆得更正，把基础打得更牢。只有方向对了，底盘稳了，将来才能更好地踩油门，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不然的话，如果沿着有偏差的道路一路狂奔，等到问题积重难返，那时候再想调整，代价将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可能承受不起……”
齐永林又就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的关系等问题，深入浅出地谈了十多分钟。他结合东原市的实际，分析了当前部分国企经营困难、乡镇企业发展瓶颈等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并预测了未来几年可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于伟正听着齐永林系统性的分析和富有前瞻性的判断，内心受到的震撼一波接着一波。他作为曾经的组织部干部，虽然和齐永林在同一个班子共事多年，开过无数次会议，但像今天这样，听到齐永林如此坦诚、如此深入地剖析经济问题、阐述施政理念，还是第一次。这让他对这位即将离任的前任市长有了全新的、更深刻的认识。原来在他沉稳甚至有些低调的外表下，竟藏着如此缜密的经济思维和开阔的政策视野。
齐永林再次端起酒杯，面色微红，语气诚恳地说道：“于书记、张市长啊，说句心里话，你们两位领导，我老齐都很佩服。”他顿了顿，目光在于伟正和张庆合脸上停留片刻，“你们两个，都是极为勤奋、极为务实的领导。啊，包括之前的钟毅书记，包括周鸿基秘书长，都是心里装着群众、踏实干事的好干部。这一点，我担任市长的时候，和你们比起来，在某些方面确实自愧不如。我和你们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于伟正笑着摆了摆手，语气真诚：“永林，你这就太谦虚了。你担任市长期间，正是咱们东原打基础、谋发展的关键时期，很多工作都开创了新局面，成绩有目共睹。可以说，那是东原发展最好的阶段之一。”
齐永林笑了笑，带着点实事求是的分析口吻：“从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来看，我那几年和庆合市长现在主持政府工作时期，确实不相上下，都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不过，我占了两点便宜：第一是赶上了国家政策大环境比较宽松的好时机，第二嘛，”他略显得意地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在经济工作的具体谋划和提前布局上，我可能稍微多动了一点脑筋，抓住了一些机遇。”
他马上又用指关节敲了敲桌面，补充强调道：“当然，在咱们这体制下，干任何工作，首要的还是吃透政策、紧跟政策。政策才是决定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脱离了政策轨道，能力再强也寸步难行。”
于伟正非常认同地点了点头，说道：“这是至理名言。脱离了政策谈发展，那就是无头的苍蝇，盲目乱窜，不仅事倍功半，还可能犯方向性错误。”
齐永林今天兴致很高，话里带着老领导即将离任、不吐不快的直率，也带着几分点拨的意味：“伟正，庆合市长年纪到了，马上就要退休，有些话我就不当着他的面多说了。单说你，于书记。你认为，管理咱们东原这么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市，光靠你个人呕心沥血、昼夜操劳，能解决多少问题呢？”
他自问自答，语气肯定：“做领导，特别是做主要领导干部，关键不在于自己事必躬亲，而在于如何把班子带好，把队伍盘活，把下面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怎么调动？我觉得，以前财政局局长罗明义有个观点虽然直白，但很有道理，那就是要让干部们得到实实在在的激励。你不解决干部的实际困难，不让他们看到希望、得到实惠，他们怎么能有持久的动力去为地区发展拼命？”
齐永林越说越深入：“干部也是人，也有家庭，也要生活，也希望过上体面、有尊严的日子。如果一个地方的干部队伍普遍清贫，生活拮据，那他们怎么能有充沛的精力去谋划发展、服务群众？又怎么能抵挡住那些不正当利益的诱惑？我这不是提倡‘高薪养廉’那个说法，我是主张，应该让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那些踏实干事、做出贡献的干部，能够通过合法的收入，过上相对体面、安稳的生活。这本身就能解决很多潜在的矛盾和问题，能让他们更专注于工作。所以啊，两位领导，眼光要放长远，要从制度建设层面，从激励机制层面，去谋划如何更好地调动人的积极性。这才是治本之策。”
张庆合一直非常认可齐永林的经济工作思路和务实风格。今天听了齐永林这番关于干部激励与地方治理关系的深入阐述，内心更是感触良多，确实有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豁然开朗之感。
于伟正端着酒杯，由衷地说道：“永林啊，不瞒你说，你今天讲的这些体会和认识，特别是关于调动人的积极性的见解，对我很有启发，很有指导性啊。”他内心确实认为齐永林是有真才实学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都很突出。不过，在于伟正看来，齐永林在东投集团的工作也并非完美无瑕，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在他的主导下，东投集团某种程度上成了独立王国，对市委市政府的一些决策部署，有时存在选择性执行甚至阳奉阴违的情况，使得这个最大的市属国企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市委的有效监管。这也正是于伟正当初要坚持派贾彬去担任东投集团党委书记的重要原因。只是于伟正没想到，齐永林棋高一着，竟然找到了省经贸总公司这个更高的平台实现跃升。
此刻，于伟正内心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是否可以考虑挽留齐永林，让他继续留在东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他很快理性地压了下去。毕竟，对于齐永林个人而言，到省经贸总公司担任一把手，平台更大，级别提升至正厅，这是难以拒绝的进步机会。而且，省经贸总公司的体量和影响力，十个东投集团也比不上。于伟正作为市委书记，不能也不应该阻挡干部个人的合理进步。
于伟正带着推心置腹的语气，虚心请教道：“永林，说实话，从内心来讲，我是不希望你离开东投集团的，东原的发展需要你这样的专家型领导。但是，到省经贸总公司能解决你的待遇和级别问题，平台更高，视野更广，我于伟正不能，也不会挡你的路。不过，在你离开之前，有件事我想听听你的建议，希望你务必坦诚相告啊。”
齐永林有些好奇地看着于伟正：“伟正啊，我都快是要走的人了，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答应？你尽管说。”
于伟正身体微微前倾，神色认真：“永林，你觉得，我们东原市，下一步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发展、跨越式发展，突破口在哪里？关键要靠什么？”
齐永林闻言，感慨地笑了笑，先打了个预防针：“伟正，庆合，我下面说的话，可能有点直，你们听了可别生气。”他见二人都表示但说无妨，便继续道，“我刚才讲了，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这句话不是空话。对我们地方政府而言，最重要的可能不是‘管’得太多太细，而是如何更好地‘放’。只要给基层、给企业、给群众松绑，创造宽松、公平的环境，减少不必要的干预，他们的创造力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果。”
他针对性地说道：“现在我最担心的一种倾向是，有些同志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总觉得政府不插手、不管理，企业就办不好，经济就搞不活。我不知道这种观念从哪里来的？有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毛主席早就讲过，要‘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的领导干部中，有很多有才干的人，但论起具体的企业经营、市场竞争，那些一线的企业家、管理者往往比我们更懂行、更敏感嘛。所以啊，为政之道，有时候‘无为’胜‘有为’，重要的是划定清晰的‘红线’和‘底线’。”
齐永林的观点，确实显得有些超前。于伟正和张庆合听着，虽然觉得有道理，但联想到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种种复杂情况，一时都有些难以完全接受。
于伟正笑着打了个圆场：“哎呀，永林啊，你这话听起来，又有点要脱离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意思嘛。”他试图用玩笑缓和一下气氛。
齐永林也笑了：“伟正，你又给我上纲上线了。我强调的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遵守法律法规绝对不动摇。我说的是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东原市有上千万的人口，管着一千万人的吃喝拉撒，担子很重。但是啊，世界上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管理模式能管住上千万人的所有经济活动。政府的核心职能，是制定好的规则，维护公平的秩序，当好‘裁判员’，而不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把政策底线划清楚，奖惩机制建明白，然后大胆放手，谁出了问题就严格依规处理谁，这样可能效率更高，效果更好。”
于伟正知道今天主要是为齐永林饯行，不宜在具体施政理念上有过多争论，便适时地将话题拉回到具体人事安排上，带着请教的语气说道：“好啊，永林，你的这些宏观思考我们下来再慢慢消化。现在谈个具体问题，东投集团下一步的发展，确实需要一个懂经济、善经营、能扛事的一把手啊。以你对东投集团的了解和对我市干部队伍的熟悉，你觉得，谁是比较合适的总经理人选？我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
齐永林意味深长地看着于伟正，不自觉地笑了起来：“伟正啊，你这不会是明知故问吧？拿老同志开涮啊。东投集团下一步的班子，谁当一把手，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你让贾彬都已经担任党委书记这么长时间了，现在再来问谁当总经理，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
于伟正倒是表现得很坦诚，推心置腹地说：“贾彬同志担任党委书记，是市委从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角度通盘考虑作出的决定嘛，这一点是明确的，也是正确的。但是，根据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精神，下一步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企分开，党政分离嘛。贾彬同志是优秀的党务工作者，但让他同时担任总经理，主持具体的生产经营业务，不是最佳选择。我的考虑是，党委书记和总经理由不同特长的同志分别担任，形成合力。”
张庆合道：“书记啊，是这个布局！”
听到于伟正明确表示不打算让贾彬兼任总经理，齐永林愣了一下，他看得出于伟正当着张庆合的面，这话不是随便说的，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齐永林确认道：“你真的不打算安排贾彬担任总经理？”
于伟正语气肯定：“永林同志，这么重要的人事问题，我怎么会开玩笑？组织上选人用人是极其严肃慎重的事情。贾彬同志人很不错，原则性强，党务工作经验丰富，是个好同志。但是，东投集团是东原最大的国有投资平台，资产规模大，业务涉及面广，市场化程度高，它的经营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全市的经济大盘子，其重要性不亚于一个重要的区县。因此啊，在总经理这个关键岗位上，市委必须挑选一位真正精通企业经营管理、熟悉市场运作规律、能够带领东投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突围的同志来担任嘛。”
齐永林郑重地点了点头，倒是觉得于伟正还算是有些底线。他沉吟片刻，再次试探道：“不知道于书记心目中，有没有比较中意的人选啊？”
于伟正坦然说道：“不瞒你说，关于东投集团总经理的人选啊，我和市长之前确实还没有形成非常明确的一致意见。正因为如此，才想听听你这个老市长、老专家的建议。你对东原的干部，特别是经济战线的干部，应该比我们更了解。”
齐永林见于伟正态度诚恳，便也摆开坦诚交流的架势，他调整了一下坐姿，双脚自然分开，挺直了腰板，说道：“好，既然书记让我说，那我就谈谈我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仅供你们参考。”他略作思考，先从集团内部谈起，“如果从东投集团内部来看，胡晓云和罗明义这两位副总，业务能力都比较强，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应该都具备独当一面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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