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多拥有一些岁月，就好好珍惜；能收获一份欢悦，就尽情享受。世间万事的增减盈亏，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何必整日愁肠百结、忧心忡忡？放宽心，别狭隘，古往今来的兴衰更迭，说也说不完。昔日金谷园的繁华，如今不过是眼底的尘埃；韩信的功业，也像刀锋上的鲜血般转瞬即逝。当年临潼会上的胆战心惊，丹阳县里的萧声断绝，都成了过往。有时失势的弱者能胜过得意的强者，时运不济时，精金也比不上顽铁。逍遥快乐才是人生真正的益处，只有到老了才明白其中的滋味。粗衣淡饭便能满足日常所需，保持这样质朴的生活，也能安稳度过一生。
说完这番劝世的话，还未进入正题，且先看一首唐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首诗主要讲的是，人的品性有真有假，我们要做到厌恶某人时，也能看到他的优点；喜爱某人时，也要了解他的缺点。
第一句说的是周公。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小儿子，德行高尚。他辅佐兄长周武王讨伐商朝，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统治。周武王患病时，周公写下册文向上天祈祷，愿以自己的性命代替武王。他把册文藏在金匮之中，无人知晓此事。后来武王去世，太子成王年幼，周公便抱着成王接受诸侯朝拜。周公的庶兄管叔、蔡叔图谋不轨，因忌惮周公，便散布流言，说周公欺侮幼主，图谋篡位。成王因此心生怀疑，周公无奈辞去相位，避居东国，心中满是恐惧。
有一天，天降大风和惊雷，劈开了金匮，成王看到册文，才知道周公的忠心，于是将他迎回相位，并诛杀了管叔、蔡叔，周朝的危机这才解除。假如管叔、蔡叔刚散布流言，说周公有反叛之心时，周公就因病去世，金匮中的册文未被发现，成王的疑虑也未消除，又有谁能为周公分辨？后世岂不是会把好人当成恶人？
第二句说的是王莽。王莽字巨君，是西汉平帝的舅舅，为人奸诈。他凭借外戚的权势和相国的威严，暗中有篡夺汉朝江山的野心。他担心人心不服，便刻意降低身份，对贤士恭敬有加，假装推行公道，虚报功绩。当时，天下郡县称颂王莽功德的人，多达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王莽见人心归附，便毒死平帝，放逐太后，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统治了十八年。直到南阳的刘文叔起兵恢复汉朝，王莽才被诛杀。假如王莽早死十八年，那他不就成了一位名节双全的贤宰相，名垂青史了吗？世人岂不是会把恶人当成好人？
所以古人说“日久见人心”，又说“盖棺论始定”。不能因为一时的赞誉，就认定一个人是君子；也不能因为一时的诋毁，就判定一个人是小人。有诗为证：“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久自分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明人话不平。”
如今要说的这位先朝宰相，他在未居高位时，确实声名远扬。可后来大权在握，便肆意妄为，做了不少错事，遭到众人唾骂，最终含恨而终。假如他在声名远播的时候，突然离世，人们一定会惋惜不已，感叹国家没福气，这样的人才还没得到充分任用，才能尚未完全施展，他也能因此名留后世。可等到众人唾骂他的时候，再去世就晚了，这反而成了多活几年的“过错”。
这位宰相是谁？又处于哪个朝代呢？这个朝代离现在不远不近，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间的首相，姓王名安石，临川人。王安石天赋异禀，能一目十行，博览群书。名臣文彦博、欧阳修、曾巩、韩维等人，都对他的才华称赞有加。王安石刚满二十岁就科举中第，初任浙江庆元府鄞县知县时，兴利除弊，政绩显着，声名远扬。后来转任扬州佥判，他常常读书到天亮，顾不上睡觉。太阳已经升高，听到太守升堂，他来不及洗漱就赶去。
当时的扬州太守是韩琦，他见王安石满脸污垢，知道他没洗漱，怀疑他夜里饮酒作乐，便劝他勤奋学习。王安石谢过教诲，却不做任何辩解。后来韩琦得知他彻夜读书，心中十分惊异，对他更是赞赏有加。王安石升任江宁府知府后，贤能的名声越发显着，连皇帝都有所耳闻。正所谓“只因前段好，误了后来人”。
神宗皇帝立志革新，听闻王安石贤能，特意召他为翰林学士。皇帝询问治国之法，王安石以尧舜之道应答，皇帝大喜。不到两年，王安石就被任命为首相，受封荆国公。满朝文武都认为他是皋夔、伊周那样的贤相重生，纷纷庆贺。只有李承之见王安石双眼多白，认为他有奸邪之相，日后定会扰乱天下；苏老泉见王安石衣服脏污，一个月都不洗脸，觉得他不近人情，还写了《辨奸论》来讽刺他。但这两人的看法无人相信，暂且按下不表。
王安石成为首相后，深得神宗皇帝信任，可谓言听计从。他推行了一系列新法，包括农田法、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免行法。他只听信吕惠卿和儿子王雱的话，整日与他们商议国事，排斥忠良之士，拒绝接受直言劝谏。民间怨声载道，各种灾异现象不断出现。但王安石固执己见，还提出“三不足”之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因为他性格执拗，一旦下定决心，谁都劝不动，人们都称他为“拗相公”。文彦博、韩琦等当初夸赞他的名臣，此时也后悔自己看走了眼，纷纷上表争论。见皇帝不听劝，他们便辞官离去。此后，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决心更加坚定。祖宗留下的制度被随意更改，百姓也因此失去生计。
一天，王安石的爱子王雱因毒疮发作去世，他悲痛万分，便召集天下高僧，设了七七四十九天的斋醮，为儿子超度亡灵，自己也亲自上香拜表。到了第四十九天，斋醮仪式结束，夜里四更时分，王安石焚香送佛，突然昏倒在拜毡上，左右怎么呼唤都不醒。直到五更，他才如梦初醒，口中连称：“诧异！诧异！”
左右将他扶进中门，吴国夫人让丫鬟把他接入内室，询问缘由。王安石眼中含泪说道：“刚才昏迷时，恍恍惚惚到了一个地方，像是个大官府，府门还关着。我看见儿子王雱戴着约百斤重的大枷锁，疲惫不堪，蓬头垢面，浑身是血，站在门外，哭着向我诉说痛苦。他说：‘阴司因为父亲久居高位，却不做善事，一味任性执拗，推行青苗等新法，祸国殃民，怨气冲天。我不幸阳寿先尽，在这里受罪极重，不是斋醮就能解脱的。父亲应该尽早回头，不要贪恋富贵……’话还没说完，府中开门吆喝，我就惊醒了。”
夫人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也听说外面议论纷纷，都在埋怨相公。相公何不及早急流勇退？早走一天，也少听一天的咒骂。”王安石听从夫人的建议，一连上了十多道表章，请求辞官养病。皇帝听闻外界的议论，也有了厌倦之意，便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以宰相身份兼任江宁府知府。
宋朝时，凡是宰相卸任，都会兼任一个地方官职，在当地享受俸禄养老，无需处理具体事务。王安石觉得江宁是金陵古迹之地，曾是六朝帝王之都，江山秀丽，人文繁华，很适合安居，心中十分得意。夫人临行前，拿出房中的钗钏、衣物和珍藏的宝物，价值数千两黄金，布施给各个庵院寺观，用来为死去的儿子王雱祈福。
王安石择日向朝廷辞行，百官设宴送行，他却以生病为由，拒不相见。府中有个亲吏名叫江居，很会办事，王安石只带了他和几个僮仆，陪着家眷一同上路。从东京到金陵有水路可通，王安石没有乘坐官船，而是身着便服，乘坐一艘小船，沿黄河逆流而下。
即将开船时，王安石把江居和众僮仆叫来吩咐道：“我虽然做过宰相，但如今已经辞官回乡。一路上，凡是停船歇脚的地方，要是有人问起我的姓名、官职，你们就说我是过往游客，千万不要说实话。不然惊动了当地官府，他们前来迎送，或者派民夫保护，会给百姓带来不便。要是我知道你们泄露消息，借机索要财物、骚扰百姓，一定严惩不贷。”众人纷纷表示遵命。
江居问道：“相公此番微服出行，隐姓埋名，要是途中遇到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对您出言不逊，该如何处理？”王安石答道：“常言说‘宰相腹中撑得船过’，向来人言不足为虑。说我好，不值得高兴；说我不好，也没必要生气。就当是耳边风，别去理会这些事。”江居领命，并将王安石的话告知了水手。
一路上沿着水路前行，倒也平安无事。不知不觉二十多天过去，船已抵达钟离一带。王安石本就患有痰火之症，在狭小的船舱里闷了多日，心情抑郁，病症又复发了。他想下船走陆路，顺便看看沿途城镇的风景，排解心中的愁绪。于是吩咐管家：“这里离金陵不远了，你小心照顾夫人和家眷，继续走水路，从瓜步、淮扬过江，我走陆路，咱们在金陵江口会合。”
安排好家眷乘船出发后，王安石只带着两个僮仆和亲信江居，主仆四人一同上岸。正所谓“只因水陆舟车扰，断送南来北往人”。江居请示道：“相公走陆路，得准备交通工具。是拿您的名帖到县衙驿站去要，还是自己花钱雇？”王安石说：“我之前就交代过，不许惊动官府，自己花钱雇就行。”江居又说：“要是自己雇，得找个靠谱的店家。”
当下，僮仆们背着包裹，江居领着王安石来到一个中介店家。店主人热情地请他们上座，问道：“客官要去哪儿？”王安石回答：“想去江宁，想雇一顶轿子，再要三匹骡马，最好现在就能出发。”店主人叹了口气：“现在可不像从前，不好找啊！”王安石问：“为什么？”店主人摇头说：“一言难尽！自从拗相公掌权，搞了一堆新法，又是伤财又是害民，好多百姓都逃荒走了。就剩几户穷苦人家，整天忙着应付官府差事，哪还有闲工夫出来接活？再说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养骡马？就算有几个人愿意干，人手也不够用。客官您先坐着，我帮您找找。找得到您别太高兴，找不到也别见怪，而且现在的价钱比以前得贵上一倍！”
江居好奇地问：“您说的拗相公是谁？”店主人不屑地说：“就是王安石，听说他长着一双白眼睛，恶人自有恶相。”王安石垂下眼皮，示意江居别多管闲事。店主人出去好一会儿，回来回复说：“轿夫只能找到两个，三个实在找不着，也没有替换的人，您得按四个人的工钱来雇他们。马没有，只找到一头骡子和一头驴，明天凌晨五更就到店里。客官要是觉得行，就先付些银子。”
王安石听了店主人前面那些抱怨的话，心里烦躁，只想赶紧上路，便说：“两个轿夫慢慢走也行，就是少了个坐骑，没办法，一匹骡子给江居骑，另一头驴就让两个僮仆轮流骑吧。”他让江居别跟店家讨价还价，按对方说的价钱付钱。
此时天色还早，王安石在店家待得烦闷，就带着僮仆上街闲逛。只见街市冷冷清清，店铺也没几家，他心里不禁一阵伤感。走到一家还算干净的茶坊，正想进去喝茶，却看见墙上题着一首绝句：“祖宗制度至详明，百载余黎乐太平。白眼无端偏固执，纷纷变乱拂人情。”落款是“无名子慨世之作”。王安石默默读完，顿时没了喝茶的兴致，匆忙转身离开。
又走了几百步，看到一座道院，他想着进去转转，打发时间。走进大门，是三间庙宇。他正要进殿参拜，却发现侧面墙上贴着一张黄纸，上面写着诗：“五叶明良致太平，相君何事苦纷更？既言尧舜宜为法，当效伊周辅圣明。排尽旧臣居散地，尽为新法误苍生。翻思安乐窝中老，先讽天津杜宇声。”
以前英宗皇帝在位时，有位名叫邵雍、号尧夫的隐士，精通易学，能预知天下事，他把自己住的地方取名为“安乐窝”。有一次，他和客人在洛阳天津桥上游玩，听到杜鹃叫声，就感叹：“天下要大乱了！”客人问原因，他解释说：“天下要太平，地气从北往南走；天下要大乱，地气从南往北走。洛阳以前没有杜鹃，现在突然有了，这是地气从南往北的征兆。不久之后，天子一定会重用南方人做宰相，改变祖宗法度，宋朝以后都不会太平了。”没想到这个预言，竟然应验在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默默把诗读了一遍，问看守庙宇的道人：“这诗是谁写的？怎么没落款？”道人说：“几天前，有个道士来这儿，要了张纸题了这首诗，说是骂拗相公的。”王安石把诗揭下来藏进袖子里，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回到店家后，他闷闷不乐地过了一夜。
五更天，鸡刚打鸣，两个轿夫和一个赶牲口的人，牵着一头骡子、一头驴来了。王安石向来不怎么讲究梳洗，直接上了轿子。江居骑上驴，让僮仆两人轮流骑骡子。大约走了四十多里，快到中午时，到了一个村镇。江居下了驴，上前说：“相公，该停下来吃午饭了。”
王安石因为痰火病发作，随身带了清肺干糕、药丸和茶饼。他吩咐手下：“给我倒杯热水就行，你们自己去吃饭吧。”他用热水泡了茶，吃了点糕点当午饭。其他人还没吃完饭，王安石看到屋子旁边有个厕所，拿了张草纸去方便。却发现厕所土墙上，有人用白石灰写了八句诗：“初知鄞邑未升时，为负虚名众所推。苏老《辨奸》先有识，李丞劾奏已前知。斥除贤正专威柄，引进虚浮起祸基。最恨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声遗。”
王安石上完厕所，瞅准没人注意，脱下左脚的一只方帛鞋，用鞋底把墙上的字迹抹得模糊不清，这才罢手。等众人吃完饭，王安石又上轿继续赶路。又走了二十里，遇到一处驿站。江居说：“这驿站宽敞，咱们今晚就在这儿歇脚吧。”王安石说：“昨天怎么叮嘱你们的？住在驿站，肯定会被人盘问。还是往前走到村子里，找户僻静的人家借宿更稳妥。”
又走了五里多，天色渐渐暗下来，到了一户农家。只见竹篱笆围着茅草屋，柴门半开着。王安石让江居去问问能不能借住一晚，江居推开门进去，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迎出来，问他们有什么事。江居说：“我们是过路的游客，想在您这儿借住一晚，房钱照付。”老人说：“随你们便吧。”
江居把王安石引进门，和老人见礼。老人请王安石到正屋上座，看到江居等三人站在旁边，知道他们是随从，就把他们请到侧屋休息，自己去准备饭菜。王安石看到新粉刷的墙壁上，有人用大字写了一首律诗：“文章谩说自天成，曲学偏邪识者轻。强辨钨刑非正道，误餐鱼饵岂真情。好谋己遂生前志，执拗空遗死后名。亲见亡儿阴受梏，始知天理报分明。”
王安石读完，心情变得十分沉重。不一会儿，老人端出饭菜，随从们吃得饱饱的，王安石也勉强吃了一些。他问老人：“墙上的诗是谁写的？”老人说：“是路过的游客写的，不知道名字。”王安石低头寻思：“我曾经争辩‘鹑刑’、误信‘鱼饵’的事，很多人都知道。但我儿子在阴间受刑的事，我只跟夫人说过，没告诉别人，这诗怎么会提到？真是奇怪！”
因为诗的最后一句戳中了他的痛处，王安石满心疑惑，又问老人：“您高寿啊？”老人说：“七十八了。”王安石又问：“有几个儿子？”老人顿时老泪纵横，说：“四个儿子都死了，现在就剩我和老伴儿在这儿相依为命。”王安石惊问：“四个儿子怎么都去世了？”老人悲痛地说：“这十年来，全被新法害了。孩子们为了应付官府差事，有的死在任上，有的死在路上。我年纪大，才侥幸活了下来，要是年轻些，也早就不在人世了。”
王安石追问：“新法到底哪里不好，会弄成这样？”老人指着墙上的诗说：“官人您看看诗就明白了。自从王安石做了宰相，改变祖宗制度，一门心思搜刮钱财，拒绝纳谏，袒护错误，重用奸佞。刚开始搞青苗法坑害农民，后来又搞保甲、助役、保马、均输等一堆新法，乱七八糟的。官府只知道执行上面命令，欺压百姓，整天就知道抓人、逼税。差役半夜敲门，老百姓连觉都睡不安稳。好多人没办法，只能丢下家产，带着老婆孩子逃进深山，每天都有几十个人离开。我们这村子原来有一百多户人家，现在就剩下八九户了。我家原来十六口人，现在就剩四口了！”说着，老人泪流不止，王安石听了也觉得心酸。
他又问：“有人说新法对百姓有好处，您却说不好，能不能详细说说？”老人气愤地说：“王安石这人太固执，大家都叫他拗相公。谁要说新法不好，就会被他贬官；说新法好，就会被提拔。那些说新法好的人，都是阿谀奉承的小人，其实新法害民不浅。就说保甲法，每家出一个男丁去训练，还得再出一个人早晚伺候。虽说五天训练一次，可那些保正天天在训练场，不给钱就不放人，说你武艺不行。农民为了应付训练，耽误了农时，很多人最后都饿死、冻死了。”
说完，老人问：“现在那个拗相公在哪儿？”王安石骗他说：“还在朝廷辅佐天子呢。”老人朝地上吐了口唾沫，大骂道：“这样的奸贼，不杀了他，还重用他，还有天理吗？朝廷为什么不重用韩琦、富弼、司马光、吕诲、苏轼这些君子，偏偏要用这个小人！”
江居等人听到堂屋吵吵嚷嚷，过来看情况，见老人说话太直白，赶忙呵斥道：“老人家别乱说，要是被王丞相知道，可不得了！”老人愤怒地站起来，说：“我都快八十岁了，还怕什么死？要是见到那个奸贼，我一定亲手杀了他，挖出他的心肝吃了，就算是被处死，我也不后悔！”众人听了，吓得直伸舌头。
王安石脸色惨白，一句话也不敢说，起身走到院子里，对江居说：“今晚月色明亮，咱们接着赶路吧。”江居明白他的意思，去付了饭钱，准备好轿马。王安石向老人拱手道别，老人笑着说：“我骂的是奸贼王安石，跟官人您有什么关系，怎么生气要走？难道您和王安石有什么亲戚？”王安石连忙说：“没有，没有！”随后上了轿子，催促轿夫快走，一行人在月光下匆匆赶路。
又走了十多里，到了一片树林旁，有三间孤零零的茅屋，周围没有其他人家。王安石说：“这儿挺安静，能休息一下。”让江居去敲门。屋里一位老妇人开了门，江居说明来意，说他们赶路错过了旅店，想借住一晚，明天早上一定感谢。老妇人指着中间一间屋子说：“这间空着，住吧。就是屋子小，放不下轿子和牲口。”江居说：“没关系，我有办法。”
王安石下了轿子进屋，江居把轿子放在屋檐下，骡驴拴在树林里。王安石坐在屋里，见老妇人衣衫破旧，头发凌乱，不过屋子虽然是茅草泥巴搭的，倒还干净。老妇人点上灯，安置好王安石就去休息了。王安石看到窗户旁边好像有字，举着灯凑近一看，又是一首八句律诗：“生已沽名炫气豪，死犹虚伪惑儿曹。既无好语遗吴国，却有浮辞诙叶涛。四野逃亡空白屋，千年嗔根说青苗。想因过此未亲睹，一夜愁添雪鬓毛。”
王安石读完这首诗，只感觉如万箭穿心，心中满是痛苦与不快。他暗自思忖：“从上路到现在，无论是茶坊、道院，还是村镇人家，到处都有诗在讥讽我推行的新法。这位老妇人独居在此，平日里鲜有人来，居然也有这样的诗句，可见民间对我的怨恨之词已经四处蔓延！诗中第二联提到的‘吴国’，指的是我的夫人；叶涛，是我往日的好友。这两句诗的含义，我一时还难以理解。”
他本想叫醒老妇人询问，却听到隔壁传来阵阵鼾声。江居等人一路鞍马劳顿，早已沉沉睡去。王安石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中懊悔不已，不停地用手捶胸顿足。他满心悔恨：“我只因听信了吕惠卿的话，他说新法对民间大有好处，我才不顾众人反对推行下去，哪里知道天下百姓竟怨恨到这种地步！这全是吕惠卿误了我啊！”因为吕惠卿是福建人，所以王安石习惯称他为“福建子”。这一夜，王安石长吁短叹，和衣而卧，始终无法入眠，只能默默流泪，泪水浸湿了双袖。
天快亮的时候，老妇人起床了，她头发蓬乱，带着一个赤脚的婢女，赶着两头猪出门。婢女拿着糠秕，老妇人去打水，然后用木勺在木盆里搅拌，嘴里还喊着：“罗，罗，罗，拗相公来。”两头猪听到呼唤，就凑到木盆边吃食。婢女又叫鸡：“王安石来。”一群鸡立刻围拢过来。江居和其他随从看到这一幕，都惊讶不已，王安石心里更是难受。
他忍不住问老妇人：“老人家，为什么给鸡取这样的名字？”老妇人说：“官人难道不知道王安石就是当今的丞相，‘拗相公’是他的外号？自从王安石做了丞相，推行的新法害苦了百姓。我是个守了二十年寡的老妇人，没有儿子儿媳，只和一个婢女相依为命。我们两个妇道人家，也要交免役钱、助役钱。钱交了，该服的劳役却一点没少。我靠种桑养蚕、织布为生，蚕还没结茧，就不得不预支丝钱来用；麻还没织成布，又得借布钱度日。后来养蚕织布都赚不到钱，没办法，只能养猪养鸡，等着官府的吏胥、里正来征收役钱。要么把鸡猪抵给他们，要么杀了招待他们，自己却连一块肉都舍不得吃。所以民间对新法的怨恨，已经深入骨髓。大家养鸡养猪时，都故意叫它们‘拗相公’‘王安石’，就是把王安石当作畜生。这辈子拿他没办法，只盼着来世他变成畜生，大家把他煮了吃，才能解心头之恨！”
王安石听了，只能暗暗垂泪，不敢出声。他身边的随从们也十分惊讶，只见王安石脸色大变，找来镜子一照，发现自己头发胡须全白了，双眼浮肿，满脸凄惨之色，这都是忧虑愤恨所致。他想起那首诗中“一夜愁添雪鬓毛”的句子，不禁感叹：这难道不是命运的安排吗？随后，他让江居拿出钱来感谢老妇人，收拾行李准备出发。
江居走到轿子前，劝说道：“相公一心为天下施行善政，可这些愚昧的百姓不理解，反而心生怨恨。今晚不能再住在这种村舍里了，还是找个驿亭或官府的房舍，免得再受闲气。”王安石虽然没有回应，但默默点了点头。
一行人走了很久，来到一座邮亭。江居先下了驴，扶着王安石出轿，在亭子里坐下，准备早饭。王安石看到亭子的墙壁上也题着两首绝句。第一首写着：“富韩司马总孤忠，恳谏良言过耳风。只把惠卿心腹侍，不知杀羿是逢蒙！”第二首写道：“高谈道德口悬河，变法谁知有许多。他日命衰时败后，人非鬼责奈愁何？”
王安石看完，顿时勃然大怒，叫来驿卒质问：“是哪个狂妄之徒，竟敢如此诋毁朝政！”一个老卒回答道：“不止这个邮亭有这样的诗，到处都有百姓留下的题诗。”王安石又问：“这些诗为什么而作？”老卒说：“因为王安石推行新法害苦了百姓，大家对他恨之入骨。最近听说王安石辞去相位，要到江宁府任职，必定会从这条路上经过。每天早晚都有几百个村民在附近等着他。”王安石问：“等他来，是要拜见他吗？”老卒冷笑道：“都是有仇怨的人，哪有拜见的道理！大家拿着木棍，等他来了就打死他，然后分着吃他的肉！”
王安石听后大惊失色，饭还没煮熟，就匆忙上轿离开。江居赶紧招呼众人跟上。一路上，他们只买干粮充饥，王安石再也不敢下轿，还吩咐众人加快赶路。终于，他们抵达金陵，与吴国夫人相见。王安石自觉羞愧，不敢进入江宁城，于是在钟山半山腰选了一处地方居住，并把住所的堂屋命名为“半山堂”。
此后，王安石整日在半山堂中诵经礼佛，希望能消除自己的罪孽。他本就过目不忘，一路上看到的诗句，全都铭记在心。他把这些诗悄悄抄写给吴国夫人看，这才相信儿子王雱在阴府受罪，并非偶然。从此，他终日沉浸在忧愤之中，痰火之症愈发严重，再加上气逆难舒，吃不下东西。就这样过了一年多，他身体愈发虚弱，骨瘦如柴，只能靠在枕头上勉强坐着。
吴国夫人在一旁落泪，问道：“相公可有什么遗言要交代？”王安石说：“夫妻之情，不过是偶然的缘分。我死后，你不必太过挂念。只是把家里的钱财散尽，多做些善事就好……”话还没说完，突然有人禀报说故人叶涛前来探望，夫人连忙回避。王安石请叶涛到床边相见，拉着他的手嘱咐道：“你聪明过人，应该多读些佛书，不要写那些没意义的文章，白白耗费精力。我这一生，枉费了许多心血，总想以文章胜过他人，如今快要死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叶涛安慰道：“相公福寿绵长，何必说这样的话？”王安石感叹道：“生死无常，我只怕大限一到，连话都说不了，所以今天才跟你说这些。”叶涛告辞离去。
这时，王安石突然想起老妇人草舍中诗句的第二联“既无好语遗吴国，却有浮词诳叶涛”，今日的情景，正应了这两句诗。他不禁拍着大腿长叹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这难道是偶然吗？写出这首诗的人，不是鬼就是神。不然，怎么会知道我未来发生的事？我被鬼神如此责备，又怎能在世上久留？”
没过几天，王安石病情急剧恶化，开始说胡话，还不停地用手扇自己的脸，骂道：“我王安石上对不起天子，下对不起百姓，罪该万死！到了九泉之下，有什么脸面去见唐子方这些忠臣！”就这样一连骂了三天，最后呕血数升，离开了人世。唐子方名叫唐介，是宋朝的一位直臣，他曾极力劝谏王安石新法的弊端，王安石不听，唐介最后也是呕血而死。同样是离世，唐介却比王安石更有声望。直到现在，山间的百姓中，还有人把猪叫做“拗相公”。
后人评论说，宋朝的元气，都被熙宁年间的变法损耗殆尽，这才有了靖康之祸。有诗为证：“熙宁新法谏书多，执拗行私奈尔何！不是此番元气耗，虏军岂得渡黄河？”还有人写诗惋惜王安石的才华：“好个聪明介甫翁，高才历任有清风。可怜覆谏因高位，只合终身翰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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