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一眨眼，三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在这三年时间里，李安已经很少上山去打猎，依旧干着收购科的工作。
他帮助过的那19个下放劳改的人员，也在这三年期间，陆陆续续的返回了他们原来的城市。
当中有五个人，因为各种审查原因，迟迟得不到返城的文件，最终留在了林场，剩下的14个人，有九个在返城的时候，都对李安表达了他们的报恩之心。
另外有五个人，接到返城的文件通知之后，连招呼都没有打，就急匆匆的坐上单轨火车，返回了他们原来的城市。
对于这样的事情，李安也没有放在心上，毕竟林子大了，什么人都有，他就是要用大海捞针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到一些跳板。
在这三年时间里，全国其他地方的政策改革，如火如荼，但是大兴安岭地区的政策，依旧保持着原来的政策不变。
1980年发布的包产到户政策，跟大兴安岭地区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这里没有农业，只有林业。
哪怕到了后面的1984年，全国都实行包产到户，覆盖了全国95%以上的农村，这里的政策，依旧没有任何改变。
林场经过这三年时间，不断的砍伐树木，除了原始森林以外，外面基本上都是光秃秃的一片。
国家开始重视起了育林工作，这一政策下来之后，林场的职工以及林区的村民，不再以砍伐树木为主要工作。
而是一边砍伐树木，一边栽种小树苗，整个大兴安岭地区，真正再也没有了传统上的农民。
在大兴安岭地区，只有两种身份，一种是林业职工，一种是少数民族的猎户。
国家政策对于边境的管控，在这三年里没有任何的松动，依旧实行高压态势，普通人别说跨城市活动了，就是连跨县活动都很困难。
让所有人松一口气的是，在1980年的9月份，大兴安岭地区的革命委员会被撤销，改为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
由于砍伐的木材，属于不可快速再生资源，林业局也开始调整了林业发展方向，从砍伐向营林过渡。
边境虽然依旧重兵对峙，但是发生战争的几率，在大大的减少，一番权衡利弊之下，从政策上，开始调整整个林区的经营模式。
开始有意识的朝着生态保护和产业转型，埋下一些伏笔，要不然等到大兴安岭的木材，全部砍伐完之后，整个大兴安岭这么多的职工，他们的去处，都会成为国家的负担。
上面的领导，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在大兴安岭，形成一些产业经营，来养活这一些林场职工以及他们的家属。
所有领导们都已经看到，如果再这样子，无节制的砍伐下去，再过个五六年的时间，整个大兴安岭的森林，有可能都找不到一棵大树。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随着砍伐树木，越是朝着大兴安岭深处砍伐，所要付出的人力和财力，比以前增加了一倍都不止。
李安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一直都在蛰伏，在慢慢的等待时机，那一些回去的下放劳改人员，他已经明确的收到了六个人的回信，此时，他正在考虑，要前往哪一个地方发展比较合适。
这六个给他回信的人，已经在信上面表明，有的已经官复原职，有的去到了其他部门，已经稳定了下来。
他们在信上一再的表示，只要李安有需要，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可以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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