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峨眉山从区域名山走向全国性佛教圣地的关键时期。随着大唐帝国的强盛与佛教中国化的深入，峨眉山的“普贤道场”地位正式确立，寺庙建筑大规模兴起，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成为盛唐气象在西南山地的独特投影。
一、皇室加持：从民间信仰到国家祀典
盛唐时期，佛教得到皇室大力推崇，峨眉山因普贤信仰与皇权形成微妙互动。据《宋高僧传》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高僧继业三藏从印度求法归来，“奉普贤像，深达峨眉”，并在山中建寺供奉。这一事件被视为官方认可峨眉山普贤道场的标志性起点。
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峨眉山迎来重要发展机遇。传说玄宗因梦见普贤菩萨，遣大臣韦抗入山建寺，赐名“白水寺”（今万年寺），并铸造普贤骑象铜像。此像高7.85米，重62吨，至今仍供奉于万年寺，其工艺精湛，造型庄严，体现了盛唐时期高超的铸造技术与宗教艺术水准。皇室的加持，使峨眉山从民间自发的信仰场所，跃升为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佛教圣地。
二、道场成型：寺庙群落与朝圣网络
唐代峨眉山的寺庙建筑形成规模，以金顶、万年寺、清音阁为核心，沿登山古道分布，初步构建起“山地佛教朝圣网络”。
- 金顶寺宇：唐代金顶已建有寺庙，名为“华藏寺”，成为信徒朝拜普贤的核心区域。由于海拔高、气候多变，建筑采用“石墙木顶”结构，既抵御山风，又具宗教庄严感。
- 万年寺片区：以白水寺为中心，周边建有牛心寺、延福寺等，形成僧众聚居的宗教社区。寺内凿有“白水池”，传说为普贤菩萨洗象之处，至今仍存“洗象池”景观。
- 低山区寺庙：报国寺、伏虎寺等寺庙在唐代初具规模，成为香客进山的第一站，承担接待与中转功能。
这些寺庙依地形而建，巧妙利用山地高差，形成“一里一寺，五里一庵”的格局。登山古道既是物理通道，更是精神朝圣之路，沿途设置的茶棚、歇脚亭，体现了佛教“方便众生”的理念。
三、诗僧往来：峨眉山的文化赋能
唐代文人与僧人的互动，为峨眉山注入深厚文化底蕴。诗仙李白曾三游峨眉山，留下“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等千古名句，将峨眉山的灵秀与仙侠意境结合，使其成为浪漫主义的文化符号。诗圣杜甫途经峨眉山时，写下“峨眉山色接青城，云作袈裟石作僧”，以雄浑笔触勾勒山之壮美，赋予其自然景观以禅意。
除文人外，唐代高僧在峨眉山的活动更具宗教史意义。鉴真弟子智诜禅师在峨眉山创建“慈福寺”，弘扬禅宗思想，使峨眉山成为巴蜀禅宗的重要据点；密宗大师不空三藏的弟子含光法师在金顶修持密法，将密宗仪轨与普贤信仰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峨眉密宗”。这种“禅密交融”的宗教生态，体现了唐代佛教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四、经济联动：山地经济与佛教慈善
唐代峨眉山的兴盛，带动了山地经济的发展。寺庙拥有田产、茶园，采用“农禅并重”的模式，既自给自足，又参与地方经济。万年寺所产“峨眉雪芽”成为贡茶，《唐国史补》记载：“蜀茶得名者，有蒙山之露芽、峨眉之白芽。”茶叶贸易使峨眉山与外界建立经济联系，寺僧通过茶会等形式，促进文化交流。
同时，佛教的慈善功能在唐代峨眉山凸显。伏虎寺设“施药堂”，为山民与香客免费提供药材；报国寺设“义仓”，在饥荒之年赈济百姓。这种“宗教—社会”的联动机制，使峨眉山不仅是精神圣地，更是区域社会的稳定器。
五、国际影响：从中国峨眉到东亚普贤
唐代开放的国际环境，使峨眉山的普贤信仰远播海外。日本遣唐使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他在长安见到绘有“峨眉山普贤菩萨”的曼陀罗图，心生向往；新罗（今朝鲜半岛）僧人慧超曾至峨眉山，回国后着《往五天竺国传》，将峨眉山列为“东方圣山”。这些记载表明，唐代峨眉山已成为东亚佛教文化圈的重要坐标，其影响力超越国界，成为中华文化输出的载体。
结语：盛世中的名山觉醒
唐代的峨眉山，在皇室推崇、宗教融合、文化赋能与经济联动中完成了“名山觉醒”。它不再是偏居西南的自然奇观，而是集宗教、文化、经济功能于一体的复合性圣地。当李白的诗句随着驼铃传向西域，当普贤铜像的光芒映照东亚，峨眉山已成为盛唐文明在山水间的生动注脚。下一章，我们将穿越宋元，看峨眉山如何在时代变迁中延续香火，并发展出独特的山地宗教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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