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那日，蟒袍玉带勒得我锁骨生疼。
当值的小太监捧着鎏金印匣跟在身后，靴底碾过文渊阁地砖的声响，像极了当年胡屠户磨刀时的霍霍声。
路过廊道时，兵部尚书石星正与东厂掌印太监冯保争执，两人的影子被夕阳拉长，在青砖上扭成一团毒蛇。
“石大人上次递的《请停织造疏》，咱家可还替您收着。”
冯保晃着腰牌冷笑道，獬豸兽口的纹样在暮色里泛着青芒，“那奏疏里提到的‘江南某商帮’，字眼儿可真锋利。”
石星袖口猛地一颤，玄色官袍滑落寸许。
我瞥见他内衬绣着半朵残莲，银线在暗处闪了闪——那针脚细密得像扬州盐运司账册上被涂掉的严府标记。
三年前在扬州查案时，徐文远曾指着密信上的缠枝莲纹说：“严世蕃最喜欢拿莲花做幌子，暗地里干的却是腌臜事。”
“冯公公误会了，”石星声音发沉，手却下意识按向袖中，“某只是就事论事。”
冯保突然凑近他耳边，蝇头小楷般的声音钻进我耳朵：“听说您女儿的长命锁，还在江南当铺压着？”
石星猛地后退半步，袍角扫过廊下的铜鹤香炉，香灰簌簌落在他靴面上。
我垂下眼睫，假装整理玉带，指腹却摩挲着袖中张居正的密信——那信笺边角还留着徐文远肩胛骨上烙铁疤的形状。
原来这半朵残莲，不仅是严党的暗记，更是锁住石星的枷锁。
三日后接印视事，都察院大堂的獬豸铜像瞪着我，独角上的铜绿像极了胡屠户当年溅在我衣襟上的痰渍。
当值御史呈上的第一份卷宗，便是石星主张与日本议和的奏疏。
奏疏末尾用朱砂画了道波浪线，像条正在蠕动的海蛇。
“范大人，”老御史捋着白须道，“石尚书说‘兵者凶器，非不得已不用’，可朝鲜乃我大明藩属……”
我指尖划过奏疏上“国库空虚”四字，墨迹透纸背，竟与当年我在茅草屋写《议蝗灾疏》时一样用力。
窗外忽然传来梆子声，巡街兵丁敲着“严防倭寇”的木牌走过，牌面剥落处露出底下的旧字——“严党余孽，格杀勿论”。
深夜批完最后一份文书，砚台里的墨汁已凝成血块。
我摸出冯保离京前塞给我的密谕，明黄绢上朱批潦草：“蓟辽缺粮，着都察院左都御史范进便宜行事，可越部调用、临机借贷，事后奏闻。”
密谕边角盖着东厂的火漆印，印泥里混着细沙，在烛光下闪着诡异的光。
想起白日里石星递牌子求见时，袖口那半朵残莲若隐若现，我忽然明白：这道密谕不是尚方宝剑，而是冯保递来的屠刀——他要我用都察院的名义，去砍断石星与江南商帮的联系。
而我这把刀，注定要沾着严党、高党，还有如今这“主和派”的血。
马车碾过卢沟桥时，桥面的石狮子瞪着我，鬃毛上的弹痕像极了石星小臂上的烙铁疤。
三日前在文华殿议事，石星拍着《备倭图》大喊“议和可保十年太平”，我分明看见他袖口的残莲纹被指甲掐得变了形。
“范大人可知，”他忽然凑近，身上有股海盐味，“万历二年我在登州，看见倭寇把妇孺绑在桅杆上烧死，那烟……”
他喉结滚动，指节叩着图上的朝鲜海峡，“比辽东的狼烟还呛人。”
我望着他袖口露出的疤痕，忽然想起徐文远招供时说的话：“严世蕃用烙铁逼石大人做假账时，他女儿才三岁。”
原来这“主和”二字背后，是满城白骨的倒影。
可当我提出“朝鲜乃唇亡齿寒”时，石星突然冷笑：“大人饱读诗书，可知粮草调度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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