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年，古州苗疆之乱，是一场横跨雍正与乾隆两朝的动乱。
雍正帝继位后，大刀阔斧推行新政，其中“改土归流”这一举措，在苗疆地区激起了千层浪。
所谓“改土归流”，即废除土司专制，转而采用朝廷派遣官员进行管理的模式，
旨在将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纳入中央集权的框架之中。
在雍正朝之前，土司制度已存续良久。该制度下，朝廷任命少数民族贵族担任世袭地方官，借由这些官吏对各族百姓实施管理。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土司制度的弊端日益凸显，比如割地称雄，与朝廷对着干。
基于此，雍正决意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以流官替代土司，强化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土司制度由此逐渐走向衰落。
雍正四年（1726 年），在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言之下，雍正帝毅然决定在云贵川地区推行“改土归流”。
相对来说，在云南、广西等地，改土归流的推行的很顺利。
但在贵州黔东地区，这片素有“苗疆”之称的土地上，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碍。
苗疆地势险要，加之当地民风彪悍，巫术盛行，这就应了那句话，险山恶水出刁民！
土司势力盘根错节，已然根深蒂固。
尽管时任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在鄂尔泰的全力支持下，率领军队攻入古州进行弹压，却无奈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境。
苗疆土司屡败屡起，局势始终动荡不安。
即便最后改土归流最终在苗疆勉强落地，却也埋下了诸多隐患。
一方面，清廷的这一举措引发了黔东南土族的强烈仇视与愤恨；另一方面，派往苗疆的流官，或能力欠缺，或道德沦丧，贪污之风盛行，且不懂恩威并施之法。
例如，在当地修城、建堡、筑碉、开驿站等工程中，大量无偿役使苗民出义务工，
同时还课以繁重的赋税与摊派，致使苗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
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终于，在雍正十三年（1735 年）初，黎平（位于贵州东南）人包利，
以“苗王出世”为口号，振臂一呼，举起反清大旗，苗疆之乱就此爆发。
“……”
包利，古州（今贵州榕江）人。清雍正十三年（1735 年）二月，包利与同伙红银，率领古州二万余苗民，
在八妹、高表等寨斩木为兵，揭竿而起，清水江苗族纷纷响应。
短短数月之内，起义军势如破竹，迅速占据丹江、清江、凯里、黄平、清平、余庆、青溪、镇远、施秉等地，
势力范围急剧扩大到千里之外，起义民众多达数千万。
起义军发展迅猛，攻城掠寨，大败官军，一举攻下军事要地台拱厅城，控制了黔东南大部分地区。
起义震动朝廷，雍正帝心急如焚。然而，就在这局势紧张的关键时刻，雍正帝却突然驾崩了。
年仅 24 岁的乾隆登基即位，毫无疑问，苗疆造反这烂摊子，必须由乾隆帝来收拾。
时任云贵总督见状，眼见包利起义军势力强劲，实难对付，急忙上奏朝廷，请求调兵镇压。
乾隆接到飞报，立刻召集臣子们紧急朝议。乾清宫内气氛凝重，臣子们跪在两旁。
乾隆心中懊恼，刚一即位便遭遇如此动乱，不由将奏折重重拍在案上。
张廷玉膝行半步，袍角轻轻扫过青砖地面，声音低沉道：
“皇上息怒！包利聚众二十万犯境，追根溯源，皆因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操之过急所致！
强行废除土司、设立流官，致使苗民走投无路，这难道不是养痈为患吗？”
言罢，张廷玉从袖中甩出一叠文书，乃是滇黔官员联名奏请彻查鄂尔泰。
鄂尔泰一看张廷玉把矛头对准了自己，因激动胡须微微颤动，大声反驳道：“张大人，改土归流乃先帝遗志新政，
其目的在于消弭边患、教化苗民！若不是某些人暗中阻挠新政，蓄意挑拨汉苗矛盾，包利又怎敢举旗造反？”
他手指文书，厉声道：“这些奏报，分明是地方守旧势力妄图复立土司的借口！使皇上恢复土司旧制。”
乾隆猛然起身，龙袍一挥，扫落案上茶盏，怒喝道：“够了！”
随后踱步至鄂尔泰面前，质问道：“鄂尔泰，朕且问你，苗疆流官贪墨成风，苛捐杂税繁重，任意打骂苗民，致使百姓卖儿鬻女，此等情形，可是实情？”
鄂尔泰以头触地，惶恐道：“臣用人失察，罪该万死！但新政刚刚推行，难免会有宵小之徒钻营取巧。臣愿亲赴苗疆，戴罪立功！”
张廷玉急忙叩首，急切道：“皇上！鄂尔泰分明是在狡辩！他推行新政五年，非但未见成效，
反而使得西南半壁江山烽火连天！如此无能之辈，怎能再委以重任？”
乾隆突然转身，目光如电，直射张廷玉，冷冷道：
“张廷玉，你可知朕为何重用鄂尔泰？改土归流之举，触动了多少世家大族的根本利益，你比谁都清楚。
苗疆之乱，表面看似官逼民反，实则是旧势力的垂死挣扎！”
乾隆如此年轻，看问题却如此老道，着实难得！
言罢，乾隆转身来到龙案前，将奏折掷向张廷玉：“这些联名奏报之中，可有你张家门生的手笔？”
乾隆心中清楚，张廷玉与鄂尔泰面和心不和，朝中以张廷玉为首的汉臣形成“张党”，
以鄂尔泰为首的满人，则组成被“鄂党”。如今两人的争执，背后实则是满汉两党之间的明争暗斗。
张廷玉心思被乾隆一眼看穿，如遭雷击，伏地颤抖道：“臣...臣绝无此意！”
乾隆背手而立，冷冷道：“鄂尔泰，即刻启程，朕委任你为平苗乱总都督，云贵川军队皆归你节制。若再无功……”
乾隆声音骤然冰冷，“提头来见！至于张廷玉……”
乾隆沉吟片刻，道：“你去礼部编纂《大清会典》，好好修书吧。”
一场纷争，在乾隆透彻分析后，各打五十大板结束，高，实在高，同时震慑了朝中两位顾命大臣。
鄂尔泰领命回到贵州，即刻调遣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 6 省清军两万余人，水陆并进，对苗民起义军展开围剿。
然而，面对清军的围追堵截，苗民巧妙采用游击战术。
清军一到，义军便弃城回寨；待清军松懈，又寻机攻围营地，这正是敌来我走，敌疲我扰的战术。
令义军苗王包利兴奋的是，清军将领哈元生与湖广提督董芳发生了内讧，二人都想抢头功，双方相互牵制提防，致使清军围追堵截数月，竟毫无进展，战事陷入了僵局。
前方战事不利，清廷内部也陷入争论的漩涡。
鄂尔泰的政敌趁机发难，强烈反对“改土归流”，对鄂尔泰展开猛烈攻击，放弃苗疆的呼声甚嚣尘上。
张照作为弹劾鄂尔泰的急先锋，在给乾隆的奏疏中，对改土归流进行了严厉抨击，并力劝乾隆放弃苗疆的改土归流举措。
“糊涂！岂可放弃苗疆改革？”乾隆怒斥道。
此时乾隆帝虽年仅二十四岁，但态度强硬，极具政治远见。
他深知放弃苗疆的严重后果，那将使西南地区数十年的开拓之功毁于一旦，朝廷的威信也将遭受重创。
为了震慑反对改土归流派，乾隆首先拿苗疆钦差大臣张照开刀，他以“假传圣旨”的罪名，解除张照职务并将其投进了监狱，此举发出明确信号：朝廷绝无放弃苗疆之意。
为了镇压起义军，乾隆帝急调湖广总督张广泗为七省经略，总理苗疆平叛事宜。
张广泗对苗疆事务颇为熟稔，他上任后，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代剿的策略。
他集中优势兵力，改变了之前清军各自为战、互相掣肘的局面，大大提升了作战效率。
苗民虽英勇顽强抗击，但因双方装备悬殊，终究难以阻挡清军的围攻。
到乾隆元年（1736 年）三月，清军已收复近 200 座苗寨，苗军首领包利被迫退入牛皮大箐。
牛皮大箐地处黔东南苗疆中心，绵延数百里，北临丹江，南接古州，西连都匀，东靠清江。
此地森林茂密，遮天蔽日，由于常年地面不见阳光，道路泥泞不堪，杂草丛生没膝难行。
张广泗为避免清军过度伤亡，采用沿山摆下鹿角围困的计策，命各军分守阵口，然后四面搜剿。
张广泗布下口袋阵，敲山震虎收缩包围圈。
仅仅一个月，包利所率领的主力便因围困而粮食耗尽，城内已经到了啃树皮的地步，看看实在无力抵抗，无奈挑白旗投降。
“投降，想得美，本帅不接受？”张广泗并未罢手，九月，他率军对苗寨展开大肆搜剿，
包围圈越来越缩小，被圈定的三万苗民惨遭屠杀，义军首领包利、红银被活捉，之后押送至京城，二人皆被凌迟处死，义军苗寨被一把火焚烧。
至此，历经一年多的苗民起义，最终被残酷镇压。
镇压苗民起义后，乾隆帝展现出成熟政治家的手腕，恩威并重，在苗疆施行新政策。
乾隆元年（1736 年）八月，他下旨“减免苗疆税赋，不许奴役苗民。”同时大力发展屯田，促进黔东南地区经济发展。
此等举措，大大缓解了民族矛盾，使得苗疆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再无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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