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通古今，襟裾马牛；士不晓廉耻，衣冠狗彘。”此古训如晨钟暮鼓，穿透时空，叩击心灵。它并非仅仅苛责学识之匮乏或道德之沦丧，而是犀利地揭示了一个更为深邃的命题：人之区别于禽兽者，在于文明浸润与道德自律的双重维度。若失此二维，则纵披锦绣，亦与牛马同驱；虽冠华冕，终与猪狗无别。此言此语，实为对人之存在本质的一记深刻警醒。
所谓“通古今”，绝非止于对陈年旧事的机械记忆，而是个体融入文明长河，获得历史意识与人文精神的必由之路。历史并非尘封的化石，而是奔流不息的活水，承载着先民的智慧、时代的脉搏与文化的基因。章学诚言“六经皆史”，实则道出一切典籍皆为过往经验的结晶。当我们读《论语》而知仁礼，诵《楚辞》而感忠愤，阅《史记》而明兴替，便是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此过程使个体超越一己之局限，将自我生命与千百载的人类经验相连，从而获得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高远的人生视野。无此“通古今”之涵养，人便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虽具人形，然精神世界却与依本能而生的牛马无异，徒然奔走于世，却不解生命之来处与归途。
而“晓廉耻”，则是人内在道德律令的建立，是精神世界的基石与防线。廉者，清白不贪也；耻者，羞愧之心也。孟子谓“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此四端如同人之四体，缺一不可。廉耻心是人类经过长期文明教化后内化的行为规范，它使人知所进退、有所不为。一个“晓廉耻”之人，即使在暗室之中，亦能恪守内心准则，保持人格的完整与尊严。反之，若丧失廉耻，人性中的动物性便会肆意泛滥，贪婪无度、虚伪狡诈，一切行为皆以原始欲望为指南。如此，即便身披华服、位居显要，其内在的鄙陋与无耻，亦使其与唯知觅食拱圈的猪狗无异。历代奸佞如秦桧、严嵩之流，虽曾权倾一时，锦衣玉食，然其道德上的污秽，终使其在青史中沦为衣冠禽兽，为万世所唾弃。
尤为深刻者，“通古今”与“晓廉耻”二者并非割裂，而是相互滋养、彼此成就的统一体。深厚的人文素养往往能培育并巩固人的道德情操。当我们通过阅读历史，见证无数仁人志士在生死荣辱之际如何舍生取义、坚守气节，如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于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些崇高的形象自会如明灯般照亮我们的内心，激发并强化我们的廉耻之心。同样，一颗葆有廉耻的向善之心，也会驱使人不断追寻更高的文化境界，求真向美，完善自我。苏轼在屡遭贬谪的困境中，依然能“浩然之气不衰”，正是因其深厚的学养与崇高的气节相互支撑。故而，文明教化与道德自律，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共同承载着人向着更高的精神境界飞翔。
纵观当今社会，物质丰盈而精神焦虑者不乏其人，技术发达而价值迷失者亦所见多多。重拾“通古今、晓廉耻”的古训，别具深意。它提醒我们，在追逐外在成功的征途上，更需向内耕耘，通过汲取人类文明的精华来对抗精神的荒芜，通过坚守内心的道德律令来抵御物欲的侵蚀。唯有如此，方能在现代社会的纷繁变幻中，避免“襟裾马牛”、“衣冠狗彘”的异化，真正成就一个既有文化深度又有道德高度的、大写的人。
人之为人，其尊严与价值，终系于这文明与道德的双重维度。让我们常怀对历史的敬畏，对廉耻的坚守，使衣冠之下，跳动着一颗真正属于人的、博雅而高贵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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